关于杨永信，抄篇旧文

 

　　最近，杨永信成了舆论关注热点。N年前写的《网瘾犯了，找陶教授唠嗑或杨教授扎针》中的“杨教授”，也被一些网媒替换成了杨永信。在《精神病院写真》那篇博客里，我摘引了《战网魔》一书的大段文字，其中便有备受批评的“电击”细节。
　　杨永信的电击疗法是“厌恶疗法”的典型。五年前在做《讨厌游戏》的专题时，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及这种疗法。电击疗法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利”——谁给了杨永信这样的权利，“网瘾患者”是否有选择“治疗”方式的权利，等等。

讨厌，一种药或一种权利

　　心理学家荣格曾说：“任何形式的瘾都是不好的，不管上瘾的是酒精、吗啡还是唯心主义。”
　　而游戏是那样的容易让人上瘾。

　　如果把玩家和游戏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一场爱情，那么，讨厌游戏的玩家，就像步入婚姻殿堂的男女们，日复一日，感受到的是对方回归生活原色的另一面，真实、普通甚至丑陋和乏味。已经形成的关系，有些经历了磨合与反复得以平安无事的延续，有些伴随着痛苦和惶然终于宣告分崩离析，更多的，是那种貌合神离的面面相觑，有一搭无一搭的勉强维系……
　　那些喜爱游戏的玩家，则正像热恋中的人儿。情人眼里出西施，在地愿为连理枝；葡萄美酒夜光杯，但愿长醉不愿醒。可是，当某些玩家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常规减肥，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乃至扰乱了自己和他人的正常生活时，爱情小说中对这种情况也有个说法：孽缘。

　　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国内外的专项调查和多条新闻事件以及我们身边的所见所闻都表明，相当数量的游戏玩家有不同程度的游戏瘾症。他们的突出表现就是：过度沉溺，难以自控，打死也不会说出“讨厌游戏”这几个字……
　　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玩游戏上瘾的玩家，如果身心健康和生活秩序受到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或许，该让他们找一找讨厌游戏的感觉。
　　在国外，已有医生开始把游戏瘾症当作一种典型病症进行研究，尝试通过认知疗法、行为疗法及配合药物等手段加以治疗。
　　在中国师范本科教材《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

　　小磊坐在教室里，没有心思听教师讲课，他急切地期待着放学。放学铃响过，小磊第一个冲出教室，他要干什么？去玩游戏机。这一段时间他总是这样沉迷于游戏机，由于在游戏机上花费了过多的精力，他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教师知道了他的这一不良行为，也对他进行了多次教育，可效果总是不好。每当他走过游戏厅，心里就直痒痒，于是不由自主地又走进游戏厅，津津有味地玩着，常常为此忘记吃饭，忘记做作业。他越玩越上瘾，以致除了对游戏机感兴趣外，别的什么事都不想做。为他玩游戏机的事，他父亲非常生气，也狠狠地揍过他，可收效甚微。
　　针对小磊的这一情况，咨询教师采用了厌恶疗法。小磊由于自我控制力较差，在外界不良刺激的作用下、导致了不良行为的产生。为了改变小磊的这一不良行为，教师和家长应引导他多参加集体活动，培养他新的兴趣，使他的兴趣由游戏机转移到别的有益活动上来。
　　采用厌恶疗法的原则是，每逢不良行为出现时，即给予一种疼痛刺激，例如将一根橡皮筋绑在他的手腕上，一想去玩游戏机时就让他用橡皮筋使劲弹自己，使自己感到疼痛。运用这种强烈的刺激对抗错误的行为习惯，经过反复训练，使不良行为与不愉快体验建立条件联系，让小磊在短期内形成新的条件反射，从而促使不良行为消退。
　　在使用厌恶疗法时，厌恶性刺激应该达到足够的强度，通过刺激能使学生产生痛苦或厌恶反应，持续的时间为直到不良行为消失为止。

　　在今年2月某日的《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暴力管教无助戒网瘾，解决问题要用科学方法》，其中亦称：

　　现代心理学研究认为，网瘾形成机理如同烟瘾、酒瘾、毒瘾一样，同样是操作条件反射形成、巩固、习惯化的过程。网瘾是一种心理障碍和异常行为，只靠家长的暴力管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需要诊断、治疗。其疗法有：
　　……厌恶疗法。叫孩子左手腕带上粗的橡皮筋，当孩子有上网念头时立即用右手拉弹橡皮筋，橡皮筋回弹便会产生疼痛感，转移并压制上网的念头。

　　虽然橡皮筋的细节有点缺乏想象力和搞笑，但以上提到的“厌恶疗法”，确是心理学中行为疗法的一种，是根据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发展而来的。这种方法对于某些顽固的不良习惯有一定的矫正效果，在民间便有很多不自觉的应用，比如在母亲乳头抹黄连水给幼儿断奶，在手指上涂辣椒水纠正儿童吮手指的毛病，在香烟上涂抹风油精帮助戒烟等等。
　　换一个角度，换一种对象，“讨厌”便成了苦口的良药吗？

　　厌恶疗法的极至，表现在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1962年发表的科幻小说《发条橙子》中。作品叙述心理学家用厌恶疗法改造少年罪犯阿历克斯的过程：阿历克斯被注射路氏物质后捆绑到椅子上，眼晴被强行绷开，连续观看数小时的暴力影像，令他头痛恶心全身不适。一段时间后，当阿历克斯脑内浮现暴力意念时，头痛恶心等身体症状便强烈袭来，迫使他放弃暴力企图。这部小说被好莱坞著名导演库布里克搬上银幕，成为20世纪经典电影之一。影片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心理震撼，相信每个看过的玩家都过目不忘。

　　“停，停，停，”我不断喊叫着。“关掉啦，狗杂种们，我忍受不住啦。”第二天，上午、下午，我竭尽全力迎合他们，在折磨椅上笑眯眯地扮演爽快合作的孩子，任由他们放映恶心的超级暴力镜头，眼睛被夹起而持久张开，一览无余，身体、双手、双脚固定在椅子上，丝毫动弹不得……“噢，我受够了！”我喊道。“不公平啊，臭淫棍们，”我挣扎着想摆脱椅子，根本不可能，简直是粘在上面的。

　　如此这般的灌输“讨厌”，正所谓矫枉过正，已然令人生厌。不过，小说和电影的本意显然都不是在探讨这一心理疗法。
　　电影中，阿历克斯最后又能够随心所欲地犯罪，他“已经全好了”，但那仍然是人为控制的结果。而未被电影改编的原小说第21章更蕴深意，描写阿历克斯继续开始作恶，直到某一天他突然厌倦了这种生活，渴望成家生子，“如果我移步走向这炉火温暖、热饭上桌的房间的隔壁，就能找到我的真正追求。”于是金盆洗手，成了一个普通人。
　　“人在定义中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可以由此来选择。只能行善、或者只能行恶的人，就成了发条橙。”安东尼·伯吉斯在多年后小说的再版序言中这样写道。

　　是的，喜欢也好，讨厌也罢，都是我们的一种权利。
　　我们可以选择。